蔡昉：農民工“進城落戶”，工資不漲也能提升27%的消費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官網

　　以下是蔡昉日前在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0”上的發言，題目是《新型城鎮化與新發展格局》：

　　這幾天大家都在討論“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我的理解，它不是說我們不要外需了，而是要把外需和內需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有一個需求側的可持續性。

　　這也不是說我們放棄了過去多年實行的國際大循環，然后回到國內大循環上來，也不是這個含義，而是說國際循環確實發生一些新的變化，我們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發展階段決定了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是這個主體的目的，還是要帶動兩個循環的相互促進。

　　同時，也不意味著我們前一段時間談的供給側的高質量發展、結構性改革就不重要了，其實絲毫不是的。但是我們應該把曾經不太關注的需求側的研究補充上來，讓兩者形成相互促進，這樣才可能實現我們“十四五”的目標，實現我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

　　我們講需求，先從需求側的“三套車”開始。最近我反復強調講“三套車”，而不是大家說的“三架馬車”?！叭总嚒焙汀叭{馬車”本來是一回事，“三套車”的含義是有一匹馬駕轅，還有兩匹馬拉套，它們共同組成了“一駕車”，因為我看到有的文獻寫“三駕馬車”，就是有一駕馬車是內需，另一駕馬車是外需，還有一個是投資，那就錯了，它就是一駕馬車，只是三匹馬而已，所以我說回到“三套車”上來。

　　這里我們看到進出口作為外需，投資作為內需的投資需求，最終消費作為內需中的消費需求，三者在過去很長時間內有一個相互消長的關系，但總體來說，消費需求相對穩定。

　　在過去，一度有外需拉動中國經濟作用比較大的時候，但是它會經常受到外部的影響，是不可靠的，因此每次遇到外部沖擊的時候，馬上就有投資需求替代它。

　　過去這些年，我們也發現外需的貢獻率是在下降的，相應的，我們一度過多地利用了投資需求來驅動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是最近這些年，我們更加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們的消費需求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

　　大家看左邊這個圖藍色的部分就是消費，最終需求拉動經濟的部分，它的貢獻率越來越高，但是從它貢獻的百分點來看，它也是下降的（右圖），這兩個也不矛盾。它的貢獻率高，貢獻的百分比下降，因為經濟增長本身就是下降的，我們經濟增長從2012年之前兩位數，到這些年降到一位數，而且是逐年下行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消費需求是最有潛力的。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從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來看，可以看到消費需求，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也叫消費率，這些年來，藍色的這條線，中國的消費率是有兩個特點：

　　第一是低于主要的其他經濟體。我做比較的包括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是我們所處的行列，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也是發展中國家，還有美國和歐盟，這些主要的經濟體都顯示出它的消費率比我們要高很多。

　　同時，我們一度還有很多年是下降的趨勢。原因很多，但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大家看到下降的那些年，其實就是我們居民收入的增長沒有和國民經濟增長保持同步，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保持了同步，它就向上走，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大多數其他經濟體的水平，也就意味著，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也是很大的潛力。

　　一個結果就是，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18.2%，我們的GDP，按照官方匯率計算，已經占到世界的16.3%，但是我們的最終消費仍然只占世界的12.1%。如果說我們的GDP比重和消費比重能達到一致，我們還有4個百分點的潛力可以挖掘出來，它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會非常顯著。

　　同時還可以看到，我們講消費的時候，消費這個需求是叫最終消費，它其實包括了三個部分：第一個有30%是政府消費，也不是壞事，但是居民消費的部分是更直接的、更有潛力的，居民消費占70%，其中，我們知道中國的城鎮化率60.06%，還有40%的人住在農村，但是他們在居民消費中只占22%。很顯然，潛力最大的還是農村居民消費的提高，這是拉動中國經濟未來最大的潛力。

　　所以，我們如何挖掘這個潛力？

　　第一要保持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同步。把居民收入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做一個長期比較看，大的趨勢，兩者是同步的，你只有生產出來、創造出這個“蛋糕”，你才能讓大家把“蛋糕”吃到嘴里。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同步性有巨大的差異。

　　總體上來說，大家可以看到，（上世紀）90年代之前甚至90年代的時候，居民收入的增長大大滯后于GDP的增長，也就是過去很多人研究收入分配看到的，我們的勞動收入占GDP的份額也比較小，也就意味著這個時期我們注重了做大“蛋糕”，但是“蛋糕”沒有完全吃到居民的嘴里，也沒有完全的合理的分好。

　　最好的就是像我剛才說了，十八大以來，我們保持了居民收入增長和GDP增長的同步，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的收入增長跑贏了GDP，同時在居民收入增長中，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還要快一些。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過去這些年，確保我們一年有1300多萬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預計今年我們要實現全部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

　　同時，大家還記得我們定了一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這個目標叫“兩個翻番”。一個翻番是GDP總量在2010年基礎上到今年翻一番。但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全國人大開會的時候，并沒有為今年定出具體的GDP增長目標。

　　但是還有一個翻番，就是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礎上到今年翻一番。依我看，今年受沖擊，我們的經濟第一季度是負增長，-6.8%，但是第二季度轉為正增長，按照這個趨勢，按世界銀行的預測，今年中國可能是世界唯一的正增長的經濟體，他說的正增長是1%，但是我們現在看這個趨勢，也有可能是2%，甚至是3%。

　　如果不低于2%的話，如果居民收入能夠和GDP保持同步，估算今年城鄉居民收入能夠實現1.9%的增長，就可以實現翻番的目標，所以我認為今年在居民收入翻番這個目標上是可以實現的。我們要想擴大內需，首先還是要居民收入的增長，能夠保持同步。

　　居民收入增長要保持和GDP的增長同步，其實很大的一個途徑就是城鎮化，新型城鎮化。

　　我們都說，過去40多年中國實現了全世界最快的增長速度。我們過去40多年城鎮化的速度，不是跟世界其他國家過去40年的城鎮化速度比，而是有史以來，和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城鎮化速度相比，我們都是最快的。

　　但即使這樣，因為我們過去欠賬太多，整個計劃經濟時期我們城鎮化沒有什么提高，雖然趕超非?？?，但首先肯定沒有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高收入國家平均的城鎮化率是84%，我們只有60.06%，也還沒有趕上我們所處的收入組，也就是說中等偏上收入組的平均水平，雖然我們的人均GDP已經超過這個組（我們去年超過1萬美元，而這個組的平均水平是9000美元），但是我們的城鎮化率比它還低6個百分點，它是66%，我們是60%，因此，至少這個差距我們要迅速彌補上。

　　其實我們預計“十四五”時期，我們應該跨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就是美元，也就是說我們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城鎮化率超越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也是很合理的，也是應該設定的目標，因此我們有幾個百分點要趕超。

　　除了這個潛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潛力是中國特有的。也就是說，我們前面說的城鎮化的差距，城鎮化的水平，都叫常住人口城鎮化率。

　　按照統計局定義的常住人口，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居住6個月及以上，他就是這個地方的常住人口。很顯然，在城市地區居住6個月及以上的人就是城市常住人口，因此他就被計算到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水平當中。

　　統計局還有一個定義，什么叫外出農民工？外出農民工是離開本鄉鎮6個月及以上，他離開本鄉鎮，大部分進城了，百分之八九十進城了，那么它的含義是什么呢？把兩個定義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我們城市化率幾乎統計了所有的外出農民工，但是這些人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因此，他的就業不穩定、收入也不穩定，由于收入偏低，而且基本公共服務沒有均等地享受到，因此他的消費就是打折扣的，沒有把農村消費模式轉化為城鎮消費模式，相應地也抑制了他的消費。

　　因此，我們也有研究表示，如果把農民工轉換成城鎮戶口，即使工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他都能提高27%的消費，這就是說消費更加后顧無憂。我們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大約16個百分點，即使沒有提高城鎮化率，但是把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缺口”填平，也是一個十幾個百分點的巨大潛力。我想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我們講中國這個發展階段的城鎮化的時候，我們講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新”在什么地方？其實“新”在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以人為核心，具體地說，當前的任務就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這也是我們實現“雙循環”的根本的途徑。

　　再一個就是說我們要增加收入，讓農村人口城鎮化，相應地提高他的消費率，但是，提高了收入意味著做大“蛋糕”，如果這個“蛋糕”分得不好，也不能充分轉化成消費。

　　我們假設有兩組人，一組是窮人，一組是富人，不看過渡的，那么，富人的特點是我想消費什么都可以消費，但是我所擁有的收入不可能全部消費完，因為我沒有什么可以再需要的，所以就會造成過度的儲蓄。

　　反過來，對窮人而言，所有的都是他可能渴望的消費，但是他的收入不能保證消費所有的東西，從宏觀上來看這就導致了消費是不足的，就是說和你已經做出來的“蛋糕”相比，你都沒能充分的消費，因此，消除和改善收入分配，是我們提高消費率的一個重要的第二個途徑。

　　我簡單解釋一下，我們過去看到基尼系數、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大，2009年之后這兩個指標有所改善，但是到2016年以后，基尼系數就不再下降了，甚至有所提高，但是這個數據不太系統，因為國家統計總局給我們，城鄉居民收入以及進行五等分（下圖左），我們拿城鎮居民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比，這個比值目前還接近6倍的差距，比歷史上還提高了，沒有縮小。

　　第二條線，農村居民的最高20%和最低20%相比，目前也是8.5倍，和曾經達到的9.5倍相比降了一點，但總體看也是提高的趨勢。再極端一些，把城市最高20%和農村最低20%做一個比較的話，是22倍，（差距）也是非常之高，如果這個收入差距消除掉的話，消費率可以明顯提高。

　　問題就在于，農村的收入增長和改善收入分配，是不利的，因為缺少增收的渠道，沒有這個渠道，即使他工作再努力，也不可能明顯縮小收入差距。

　　我們可以看到，農村居民的收入目前主要來自于工資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如果這個打工不完美，就是說，不是充分流動的、不是均等待遇的、不是穩定的、不是終身的，都會影響這個收入。

　　實際上，新冠肺炎疫情就暴露出了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的一些大的弊端。

　　第一，勞動者的永久居住地和他的工作地，戶籍地和他的居住地，兩者是分離的。這種分離，一方面是我們過去看到的每年大規模的季度性流動，其實這里面也有很多浪費，比如說我們在設計交通的時候應該依據正常的流量，但如果有一些節點有巨大的流量，要滿足它的話，就會造成其他季節大幅度的過剩。

　　同時我們遇到突發事件，不僅是疫情，將來可能還有其他“黑天鵝”事件發生，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返鄉和返城都會遇到麻煩。在這種情況下，對生產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再加上很多基本公共服務是和戶籍身份掛鉤的，因此，沒有戶口就沒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就沒有后顧無憂的消費。

　　今年大家也看到，農民收入在二季度和往年相比完全不一樣，往年二季度農民收入增長同比都是百分之六點幾、七點幾，今年是-4.7%。當然，我們后面會逐漸改善，但是今年還會造成很大的損失。這是一個壓力測試，告訴我們戶籍制度是會在關鍵點上帶來一些制約的。同時，不能充分轉移勞動力，也造成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不能如期地推進。

　　我們講“適度規模經營”，第一，我們要規模經營，我們的農戶規模相當于美國的0.4%，印度和日本也是小農戶，但是我們也僅相當于他的一半水平。我們講適度，是說只有勞動力能夠轉移出去，你才能擴大經營規模，否則農民就會失業，因此我們必須要讓勞動力比較徹底的轉移出去，才能擴大規模，提高農業效益，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才有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否則的話，“四化同步”就不太可能實現。

　　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民工市民化，過去我們的城鎮化靠什么推進？當我們提出一個要求“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時候，地方政府做不到，或者說很難做，因此他就想了一個辦法，改變戶籍身份，叫“就地變更”。含義是什么呢？當你把“縣”變成“市”的時候，很多人身份就變了，當你把“鄉”變成“鎮”、變成“區”的時候，人的身份也變了。

　　像北京郊區，都叫“區”，但實際上有很多農民，還住在村子里，過去叫村委會，如果你給他提出一個要求，要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那怎么辦呢？他就把村委會改成居委會，相應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就提高了，但是這個解決不了生產方式問題，其他什么都沒有變，只是變了一個統計，因此，真正的新型城鎮化落腳點應該著眼于進到城市里的農民工。

　　最后，戶籍制度是一個共識最高的，我們這些學者多年都是講戶籍制度改革，沒有人反對，中央也早就做的決策，很多中央文件里都寫了，沒有人質疑戶籍制度改革。同時，我們的研究也做了一些模擬，就是說戶籍制度改革是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是什么含義呢？就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提高了非農產業的參與率，提高了勞動力的流動，進行資源充分配置、改善生產率等等，可以提高我們的潛在增長率。

　　我們模擬了未來的潛在增長率是怎么逐漸下降，但是你有不同的改革力度，就可以取得更好的改革結果（上圖）。那么，就意味著說戶籍制度改革是帶來好處的，是可以提升經濟增長速度的。

　　但是，對于一個地方政府來講，戶籍制度改革是他要來操作的，他面臨一個支付成本、改革成本，我們所有的社會保障都有政府補貼這一塊，他要付這個，但是改革的好處、改革的收益他不能獨享。

　　這就是說，我們經濟學叫“外部性”，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不一致，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不一致，形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勵不相容，要解決這種激勵相容最好的辦法，就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更合理的分擔改革成本，更合理的分享改革收益。總的一句話，就是，中央政府要買單，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ǔ鞘羞M化論據現場演講整理，有刪減，未經本人核定，文中未標注圖片均由余蕊均攝影）

　　■人物名片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以及“三農問題”的理論和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