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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受理再審請求，既是對這起個案的再度審視，也是對相關政策的重新考量。
近日，被稱為“國內未婚生育申領生育保險金第一案”的官司，有了新的轉機——上海市高院受理了此案的再審申請。
2016年，女子張萌意外懷孕，當時她剛跟男友分手，但是決意生下孩子。2017年，張萌向上海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申領生育保險待遇時，因之前未能提供配偶身份信息和婚姻證明而沒有辦理《計劃生育證明》，所以無法申請到生育保險。之后，她提起行政訴訟，但一、二審均敗訴。
客觀說，按照《上海市城鎮生育保險辦法》等當地規章，只有“屬于計劃內生育”才能享受生育保險。上海市的相關街道、社保部門不對未婚母親發放生育保險，于法有據，算不上行政違法。中國是成文法國家，在左邊法律右邊和行政法規未修訂的情況下，法院很難進行“突破性”判決，這也是張萌一審、二審敗訴的主要原因。
但在這起個案中，常識、人情和目前法條之間的齟齬也很明顯，就連法官也側面表達了對張萌的善意：一審法官明確在判決書上寫明，這個官司具有“可訴性”；二審法官則聯系張萌，希望能在法庭外幫助其解決申領問題。
而此番對于張萌的再審請求，如果沒有足夠的依據，法院完全可以拒絕受理，所以張萌本人也沒抱太多期望——她只有一二成的把握。但上海高院順利受理再審申請，這也釋放了積極的信號。
《上海市城鎮生育保險辦法》誕生于2001年，但這些年，中國的生育政策經歷了一場“三十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人口紅利的銳減、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人口政策也從“管理”，逐步轉向為生育“服務”。這也需要職能部門完成角色的切換，需要相關政策能完成調整，形成合力，避免制度慣性、政策修訂不及時形成的掣肘。
比如，對于未婚生育的落戶問題，國家層面就已有了成熟的解決方案，國務院辦公廳于2016年初發布的《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對于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等文件，按照隨父隨母落戶自愿的政策，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這份政策善意，完全可以延續到生育保險發放上。生育保險是上世紀90年代由勞動部門推動的，其制度設計初衷是“為了維護企業女職工的合法權益，保障她們在生育期間得到必要的經濟補償和醫療保健”，與人口管理的關系并不大，而是一項針對女性職工生育的福利。只是后來在執行過程中，這一純福利被添加了不少人口“管理”責任。
如今，人口“管理”本已松綁，捆綁于其中的相關政策、福利也有必要回歸設計初衷。而通過這起案件的“再審”，也可以對生育保險的“底層邏輯”進行再梳理。雖然生育保險給付的標的不算高，但這代表了政策的指向和個體的權利保障。這次，上海高院受理再審請求，既是對個案的再度審視，也是對相關政策的重新考量。在此也期待，這次再審能撬動更廣范圍的生育保險變革，讓那些未婚媽媽也能享受到政策關懷與制度保障的照拂。
□徐明軒（左邊法律右邊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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