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讓世界各國始料未及，本就飽受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影響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在疫情時期愈發撲朔迷離。受疫情影響，各個國家和地區出臺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包括邊境管控、航班縮減、暫停簽證業務、限制非必要跨境流動等，全球人才流動的規模和頻率大幅下降，以跨境流動為主要特點的留學發展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值得慶幸的是，疫情并沒有徹底阻斷國際交往，曾經側重線下互聯的世界借助信息技術的發展，轉型為以線上互聯為主的模式，留學也轉為在線學習。但實際情況仍不容樂觀，礙于世界各國抗疫方式和疫苗接種情況存在較大差異，全球疫情可能在一段時期內仍難以徹底遏制，而這種長期的影響可能會更加深刻地抑制未來一段時期內學生選擇出國留學的意愿與積極性。留學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正在經歷重要挑戰，如何積極應對甚至求變，將可能展開教育史上的一段新歷程。
大變局下全球留學發展面臨挑戰
事實上，疫情前的全球留學發展就已經出現變局端倪，主要留學目的地國已逐步拓展并呈現更加多元化發展的態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數據，2019-2020學年，全球十大留學目的地國接受高等教育國際學生總數達560萬人，較1999-2000學年的160萬國際學生人數增長了2.5倍。從留學目的地國的國別數據來看，雖然美英以深厚的基礎優勢繼續占據留學目的地國榜單前兩位，但赴美英的留學人數占全球比例正逐漸下滑，并陷入負增長的發展窘境。這與美英兩國的政策變化聯系緊密：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理念，陸續出臺多項收緊留學、移民和工作簽證的政策，顯著降低了包括中國和印度等主要生源國赴美留學的期望值；英國脫歐，特別是脫歐后的留學費用、工作簽證和移民體系的對接，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歐盟青年赴英留學的積極性。雖然逆全球化影響了對留學目的地國家的選擇，但因為留學需求總體穩定且意義長遠，在相關政策環境不友好的情況下，國際學生會尋求具有更開放政策的替代國家和地區進行深造和發展。
為了應對留學和相關產業發展所面臨的政策挑戰，2020年12月3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布林格和其他高等教育界人士公開致信拜登，希望他能夠在正式就職后廢除旅行禁令，加速非移民簽證申請流程，增加簽證有效時長，加強和擴大H-1B簽證和OPT（OptionalPracticalTraining，即專業實習）項目，全面改革移民體系，并停止對中國及華裔學生的偏見，以挽救美國高等教育。拜登的競選政策綱領中就包括“確保我們作為移民國家價值觀的計劃”的內容，并在多個場合表示將增加永久性、以就業為基礎的移民簽證數量。但拜登政府對留學和移民政策如何進行具體調整，調整力度有多大，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鮑里斯·約翰遜就任英國首相后，對特雷莎·梅時期推行的限制留學、工作及移民的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稱將為留學生提供最好的學生簽證待遇，以期通過相關新政的推行，助力英國扭轉在吸引留學生及海外專業技術型人才方面的頹勢。
疫情為大變局增加更多不確定性
疫情暴發后，世界各國相繼出臺一系列出入境管控和簽證收緊政策，限制了國際學生及教育工作者的全球流動，留學和相關產業發展雪上加霜。國際大學協會（IAU）2020年5月發布的報告數據顯示，有89%的受訪高等教育機構表示疫情對國際學生流動造成了影響。不少即將返校和入學的留學生為了繼續學業不得不輾轉多個國家，有的甚至不得不選擇延遲入學或畢業。國際學生流動受限也給各個國家高校及與留學相關的產業帶來嚴峻的財政危機，特別是國際學生數量的減少，給本來就存在財政危機的學校帶來致命打擊，學校需要通過裁員等措施來削減開支，更甚者瀕臨破產。受疫情影響，美國多所高校收入大幅減少。截至2020年3月，美國USNews排名前25的高校中，至少有23所發布了關于疫情期間財政問題的公告，并公布縮減開支的相關政策。美國教育委員會（ACE）政府關系和公共事務高級副總裁特里·哈特爾表示，在2020年春季學期短短幾個月內，美國全境高校收入減少了80億美元。與此同時，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引用的報告也顯示，由于新學年國際新生人數預計減少一半，預計損失超過20億英鎊。英國官方估計，疫情給英國高等教育帶來的損失將高達190億英鎊。
中國繼續保持全球最大留學生生源國地位，中國學生或將成為全球留學和相關產業恢復發展的救命稻草而受到世界主要留學國家的爭搶。教育部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70.35萬人，同比增長6.25%。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ProjectAtlas2019》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持續成為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新西蘭、英國和德國的第一大留學生來源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持續蔓延，雖然給我國學生選擇出國留學帶來一定消極影響，但我國學生對于國際化優質高等教育的需求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出國留學仍是其重要的發展方向，只是會在疫情期間有所延遲。2020年5月，QS發布《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全球留學生》白皮書，其中的統計數據顯示，96%的受訪中國留學生表示，疫情不會中斷其留學計劃。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門出臺《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重申出國留學仍將是我國培養現代化人才的重要渠道，要克服疫情影響，拓展出國留學空間。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關系緊張、全球疫情蔓延以及民族主義興起等，也改變了中國家長對美國及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固有看法，更多家長將重新權衡送子女赴外留學的選擇。
受疫情和國際形勢影響，中外合作辦學中的“在地留學”正在成為新的替代選擇。疫情期間，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基于良好合作關系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中方院校，成為本應在海外合作院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開展線上和線下學習的重要載體，例如紐約大學的3000名中國留學生可在上海紐約大學開展學習。截至2020年底，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且在辦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共計2332個，合作對象涉及36個國家和地區的800多所外方高校。為改變人才引進模式，提升人才自我供給能力，部分省區市積極發展中外合作辦學。如深圳搶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2014年深圳市政府與清華大學、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合作創辦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2016年，由深圳市政府、北京理工大學和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合作設立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獲教育部批準正式設立；另據報道，北京大學與劍橋大學擬在深圳聯合辦學，以培養國際化創新型人才。海南也加快促進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發展。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境外一流高校到海南開展中外合作辦學”“在條件成熟的前提下，試點境外工科大學、職業院校在海南獨立辦學，探索境外高水平企業在海南獨資辦學”“支持海南設立獨立法人的醫學健康類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等，將全力以赴支持海南建設成為國際創新教育島。而《意見》也指出，將適當放寬中外合作辦學模式限制，繼續采取通過出國留學渠道培養人才等一系列促進我國中外合作辦學事業發展的意見措施。中外合作辦學可能迎來新的更大發展機遇。
海歸人才持續助力中國參與全球化發展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各類留學人員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許多人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才和中堅力量。據統計，中國科學院81%的院士有留學經歷，其中，2015年在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與醫學部新當選院士中，海歸比例超過83%，中國科學院化學部新當選院士中，海歸比例更是達到100%。在科技部發布的《2017年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中，當年入選榜單的中國獨角獸企業共有164家，其中，由海歸創辦或管理的企業占比超過60%。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國企業中，80%由留學人員創辦和管理。此外，海歸還在推動跨國公司本土化、推動中國傳統產業升級、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教育部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留學回國人員人數達58.03萬人，較2018年增加6.09萬人，同比增長11.73%，留學回國人員增速顯著提升，較2018年增長2.9個百分點。1978年至2019年底，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人數為656.06萬人，490.44萬人已完成學業，423.17萬人在完成學業后選擇回國發展，占已完成學業群體的86.28%。
隨著海歸群體不斷擴大，海歸就業發展也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根據全球化智庫（CCG）發布的《2019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數據，94%的受訪海歸表示能夠在畢業6個月內找到工作，同比下降1個百分點；11%的受訪海歸表示在回國前已經找到工作；36%的受訪海歸能夠在回國1個月內或1-3個月內找到工作。在海歸發展優勢方面，“具有國際視野”取代“語言溝通能力強”成為其在國內發展的主要優勢，選擇比例從2018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68%；“不了解國內的就業形勢和企業需求”仍被其視為最主要的劣勢，但相較2018年的59%已大幅下降至23%。城市選擇方面，受訪海歸在選擇回國發展城市時考慮的3個最重要因素為“經濟發展快”“國際化程度高”和“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強”，選擇比例分別占到55%、43%和38%。值得注意的是，“家鄉”對于受訪海歸的吸引力顯著提升，同比增長21個百分點。隨著我國綜合國力及各級城市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升，可供海歸選擇的城市增多，加之對家鄉具有更深厚的情感基礎，更多受訪海歸表示愿意回家發展。但從大數據來看，北京、上海、深圳仍然是吸引海歸發展的主要城市。從海歸戶籍地數據來看，戶籍地為北京、上海、深圳的海歸人才占比較高，分別為9.91%、6.27%和4.55%；從海歸現居住地數據來看，回國后選擇在北京、上海、深圳發展的海歸占比分別為19.67%、13.06%和7.24%，分別吸引9.76%、6.79%和2.69%的海歸增量，而這些增量均來自其他戶籍城市；從海歸期望工作地來看，這一現象在北京和上海更加明顯，還將有2.98%和2.82%的海歸計劃去往兩地工作，海歸吸引力進一步顯現。
新一代海歸的創業熱情在廣闊市場前景與國內雙創政策的驅動下也日益高漲。追求個人價值、創造社會效應越來越成為成熟型海歸人才攜帶技術及經驗回國“歸零”、重新開始的核心驅動力。在近年來的歷屆中國留學人員創新創業論壇上，多位新一代海歸創業者將“價值創造”作為其創業分享的重要內容。而巨大市場前景與創業政策環境的不斷優化則成為海歸創業的重要助推器。2018年、2019年的《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均顯示，約有40%的海歸因為“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好”而選擇回國發展。
開放與合作是大變局下的“破局之道”
首先，出國留學仍然是我國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渠道，未來留學目的地國可以有更多選擇。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高等教育仍面臨由追趕者向并跑者和領跑者的轉型升級，留學仍然是學習先進知識、培養國際化視野、理解國際規則的主要方式，是我國培養更多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渠道。因此，有出國留學計劃的高校學生，可以在自身能力、家庭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保持出國留學這一選項，不要因為疫情及個別國家日益收緊的留學與移民政策而受到干擾。與此同時，由于疫情影響，國內或區域內申請歐美高校的競爭壓力更多地存在于頂尖高校，而更多中等偏上的高校在競爭壓力上可能會較以往有所降低，且會在特殊時期向國際學生傾斜。而相關部門也可以通過調整政策措施，鼓勵中國學生前往更多留學目的地國，如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學習，通過教育合作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的了解與互信。
其次，可以從服務貿易和全球人才培養角度詮釋中國留學生對世界發展的作用，鼓勵加強中外教育領域的民間合作與交流。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為美國經濟發展起到了直接或間接作用，包括直接的學費收入，以及餐飲、住宿、消費和旅游等方面的間接收入，同時也包括工作崗位的增加。而對于“OPT讓中國留學生搶了美國人工作”的言論，美國馬里蘭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OPT政策總體還是有利于美國就業市場，若取消現有的OPT政策，那么到2028年，美國將多增加0.15個百分點的失業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報告顯示，在美國就讀STEM專業的博士生中有90%在畢業后10年依舊在美國工作。美國保爾森基金會（PaulsonInstitute）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蹤》報告顯示，在對入選NeurIPS2019的論文及其作者資料進行詳細統計分析后發現，29%的美國頂尖AI科學家來自中國，為美國頂尖AI研究者的第一大來源。在中國讀本科的頂級AI研究者中，只有34%目前在中國發展，而近56%前往美國繼續深造；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AI研究者中，88%會選擇留在美國工作，為美國科技創新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實際上為美國乃至世界經濟與科技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一些國家對中國留學生的無端指責甚至誣陷，并不契合其國家發展的實際利益需要。教育領域是人類文明傳承和發展的重要領域，我國教育體系可以站在更高的價值角度，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教育領域開展更多層面的深入交流，共同為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培養國際化人才。
再次，建議進一步加大對中外合作辦學的支持力度，在創新試驗區吸引更多世界著名高校建立分校。加大力度支持中外合作辦學和國際學校在我國的進一步發展，不但能夠在短期內減少疫情和主要留學目的地國收緊留學政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且可以讓更多學生在本土就能夠學到國際先進的理念、知識和技術，降低留學成本。更重要的是，通過吸引世界名校來華辦學，能夠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國際化建設和教育教學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與此同時，在疫情期間，可探索推進借讀、學分互認、插班等形式，使高校間建立起資格互認機制，對接國際教育體制機制，拓展出國留學空間。同時可借機通過多邊機制，推動教育全球化發展的共識與標準，逐步建立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教育體制下的互認機制，打通因為教育體制機制不同而存在的學習壁壘，探索形成全球主要教育體制間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對接機制，打造人類教育發展共同體。
最后，海外疫情不容樂觀，應為海外留學人員回國發展提供更多支持。一是細化引進政策。區域政策制定者應進一步細化本區域的人才政策，專門出臺為海歸人才量身定制的政策。從目前人才政策的發展情況來看，除一線城市和部分新一線城市以外，其他城市針對海歸人才設立專門引進政策的情況并不多?？梢岳斫獾氖?，受到區域發展情況的影響，各區域人才政策的起點略有不同，人才政策的針對性強度也有所差別。但從人才政策的整體設計來看，仍需做到政策細化，才能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發現具體問題，進而不斷改進、完善和優化政策體系。二是創新對接機制。海歸群體中應屆畢業生的比例較高，但在求職過程中因為缺乏相應的招聘政策支持，沒有形成廣泛的專場招聘活動對接機制，海歸群體不得不通過招聘網站或APP投遞簡歷，參與更加廣泛的社會招聘，因為競爭群體的擴大，海歸就業競爭壓力也相對增加，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廣泛的海歸招聘活動機制。三是配套環境優化。海歸選擇發展城市的關注重點包括發展環境是否具有多樣化和包容性的國際元素，就業市場對于海歸的認可是否更加廣泛，就業環境是否能夠滿足國際化人才持續發展的需求等。目前來看，一線城市和部分新一線城市已經形成相對明顯的國際化發展環境，未來也會有更多區域形成國際文化的集聚地。（文|李慶作者系全球化智庫[CCG]人才研究總監）
來源：神州學人（2021年第5期）
作者：李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