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
在美國，五月是亞太裔傳統月（AsianAmericanPacificIslander/AAPIHeritageMonth）,我接受了一個電視臺采訪，源于我的中國留學生的身份以及自2020年春天開始的有關新冠疫情背景下在美中國留學生的研究。這樣在異國他鄉的媒體上公開的發言和曝光開啟了我在暑假第一個月梳理和反思自我身份認同的復雜心情。
自2019年八月來美國，受疫情影響，這是我第三個沒有回中國的夏天?；赝谏鐣W系這三年高強度的博士訓練，認識到個人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居然是其中一個主旋律，而這些認識戲劇性地與種族、國籍、性別、年齡、階層等社會框架交織在一起，不斷削弱了我愛“附近”以及參與公共生活的勇氣和熱情。這篇文章從我個人經驗和觀察出發，結合相關的研究發現，談一談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涉及種族、國籍和身份認同的話題，希望對于有關生活在異質性強的社會中、沖突的復雜性以及團結的可能性的討論有所貢獻。
看見種族和國家
跟研究項目里接受訪談的很多其他留學生一樣，我是在美國才第一次深刻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亞洲女孩。
二十剛出頭的時候因為熱衷行動從社會學轉到社會工作專業，我很快喜歡上“無國界社工”這個概念。受成長背景以及社會學、社會工作專業訓練的影響，我很早就萌發了一種不斷打破壓迫性社會結構的信念，并盡量做到知行合一。譬如在自我身份認同上，我首先想到的也許是社會學家或者女權主義者，這之外大概是建立在興趣愛好上的社群、社區聯結，國籍很少是首要的參考系?；谶@樣的自我認識，來美國前我在中國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短暫生活期間，都很容易結交到文化、族群、國籍等差異性較大的他者朋友。
然而，來到美國后，很多經驗和感受變得不一樣。比如，我逐漸搞清楚日常相處中在跟本地人或者其他國家的人打交道時，什么樣的互動和反饋是基于我的膚色或者國籍。作為一個學習社會科學的人，我很清楚在西方的主流話語里，中國是一個什么形象，尤其考慮到來美國時特朗普是總統，并且已經發生了中美貿易戰?；谶@樣的背景，我幾乎下意識地跟自己的祖國保持著距離。
對于美國社會與族群或者種族歧視相關的主流經典敘事框架，剛來美國的我幾乎是本能地抵觸。2020年暑假，因無法回國，我開始準備起流動和移民方向的資格考。沒想到剛開始讀第一部分的理論，就立馬意識到多數涉及種族的討論與我原來想做的課題并沒有太大相關，書單上接近一半的內容我都不是很感興趣。更深一步地，我體會到一個剛剛來自南方世界的國家、做在澳大利亞的中國青年流動議題的年輕社會學者，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或許并不是北美主流社會學界關心的。然而沒有預料到的是，很快暑假發生了一件事，根本性地影響了我對于種族議題的看法，不僅不得不在日常生活里學會從族群和種族歧視的棱鏡里看世界，也深刻影響了后續的研究方向。
那件事情概括起來是發生在美國學生和國際生之間的郵件之爭。簡單來說是這樣的過程，BLM運動爆發勢頭正猛的時間點，系里面三位美國老師聯名寫信，呼吁大家關注和支持。第二天幾位領導聯名又發了一封郵件，主要目的仍然是呼吁對BLM運動的支持，但把亞裔、拉丁裔等其他少數族裔的利益也包含其中。我所在的社會學系中國、韓國學生占很大比例，新冠疫情以來頻繁爆發的歧視和攻擊亞裔尤其是中國人的事件令許多人憤怒且恐懼。原本學校學生背景多元，按照慣例，相關部門早應該至少以類似公開郵件的形式提醒對亞裔學生處境的重視，但一直沒有。所以在這兩封呼吁對BLM運動支持的郵件發出后，系里一些中國研究生以聯署的方式回復了一封郵件，表達因新冠以來亞裔群體面對的挑戰，很能夠同理目前黑人群體的遭遇，希望大家知道我們與他們同在，能夠為BLM運動提供支持。
當地時間2020年8月24日，美國紐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的抗議者走上曼哈頓街頭游行，抗議警察槍擊非裔男子布萊克。
這封郵件很快遭到了我同屆一兩位美國同學（并不來自非裔美國人社群）的指責和批判。她們繞開我們國際生（兩名中國學生，三名拉美學生，一名韓國學生）發起的對話邀請，草擬了一封名為“EducatingOurselvesonAnti-Blackness（關于反黑主義的自我教育）”的郵件發給了整個研究生院（教授們未被包含其中）。這封郵件言辭鑿鑿，盛氣凌人，在許多關注此事的國際生中產生很大的反響。令人不舒服的點在于，郵件里面隱藏著許多對國際生的偏見和假設，其中一個明顯的態度就是：國際生很無知，對美國社會和歷史都不懂，他們表達自己在美國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就是對我們提出的黑人群體利益的否定，所以應該被我們美國同學教育教育，學習一下真正的美國的歷史。與此同時，其中一位直接在社交媒體上解除與我們的好友關系，并不回應我們發起的多次對話邀請，給人一種站在政治正確的道德制高點上向我們施加制裁的印象。我和同屆其他國際生認為，兩位美國同學的行為邏輯容易造成少數族裔內部的分化和對立，面對白人至上的系統性種族壓迫，少數族裔間不應該是一個彼此競爭的關系，比如抱著一個“誰比誰更慘”的態度。
這是我第一次“被迫”正式與種族關聯的議題打交道，并且認識到美國社會的復雜性。我發現哪怕大家都學社會學，相互理解和達成共識并沒有因此變得容易，反而因為語言的障礙和身份上的差異（外國人、本國人等區隔）導致誤解更深、行動更難。整個事件發生后，學校和系里組織的一系列活動的核心議題都圍繞著對族群、種族歧視和多元文化的學習和了解。盡管修復的工作在開展，郵件之爭成為一道傷疤深深烙印在我那屆每位同學的心上。很多國際生在之后變得沉默，甚至為了避免直接的沖突，調整了選課計劃。
我在后面的課程訓練中開始主動涉獵與種族、種族歧視有關的文獻，但也平生第一次變得在上課時小心翼翼。我意識到原本以為的基于社會學、女權主義的基本共識并不存在，課堂本身變得不再是一個客觀、真誠、安全、開放的表達空間，因為感到自己正在被觀察、審視和評價。
與此交叉的是，作為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我也意識到很多人在具體了解我本人前先把我當作一個中國人看待。
認識中國留學生的特殊性
我從他人的反饋里逐漸覺察到在美國社會中身份和位置的微妙性并不是特例，研究項目里幾乎每一位被訪中國留學生都分享了類似感受。
即便同屬于亞太裔（AAPI）的一員，中國留學生首先認為他們與亞裔美國人不同。很多人提到了作為非公民身份的限制，不僅體現在找工作的機會或者獎學金的類別上，更體現在他們在遭遇直接的種族歧視后，如何解讀以及采取怎樣的應對策略。通常情況下，中國人在美國社會的刻板印象是保守和沉默，所謂的“不惹事兒”。我的訪談對象談到了兩點原因。第一，他們不相信美國的權威機構例如警察會真的愿意聽他們說，并提供實質性幫助。作為非公民，簽證狀態的不穩定性和局限性影響了他們擔心被遣返回國或者在美國長遠發展的心理。第二，不少訪談對象提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客之分”。他們傾向于認為，很多中國留學生遵從“主客”邏輯，認為“我來到了別人的國家就要入鄉隨俗,尊重東道主的習慣，按規矩辦事”。當然第二點解讀經常被誤用，這就是西方主流話語里對保守而沉默的中國人甚至連帶其他亞洲人的刻板印象的歸因。危險性在于，訴諸文化就容易忽視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和不平等結構的復雜性。
同屬于亞太裔（AAPI）一員，在美中國留學生還覺得跟其他亞洲留學生，例如日韓留學生不同。比如走在大街上，同樣遭遇了一次有關亞裔身份的言語攻擊，中國留學生的解讀可能與日韓同學很不一樣。很多被訪者告訴我，他們認為日韓同學更容易采用典型的有關種族歧視的知識框架去認識和理解自己的遭遇甚至做出反抗，然而一些中國學生對直接采用“種族”或者“種族歧視”這樣的字眼表示猶豫，分享常常開始于“我不確定是不是，但有一次......”,或者“什么是種族歧視，你能先解釋一下嗎”。與之相對的是，很多中國留學生會更清晰地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敵意和歧視”。這樣的解讀無疑受大的國際地緣政治和中美兩國關系變動的影響，尤其是考慮到當下有關中美兩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敘事邏輯。
以上的不同彰顯了亞太裔（AAPI）內部團結的挑戰，比如因為新冠在美國開始之初被錯誤地與“Chinese”相關聯，一些來自日韓的留學生或者移民擔心被誤認為中國人，會在有潛在危險的場合公開澄清“我不是中國人”。與此同時，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主流種族研究框架并不能很好的適用于類似留學生這樣在法律和社會身份上真正的“外國人”和“非公民“群體。因此，當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遭遇了基于種族、膚色或者國籍的歧視時，他們缺乏語言和文化的專長、制度資源或法律身份上的優勢來主張、合法化及捍衛自己的權利。當然中國留學生群體內部基于階層、教育背景、政治傾向、性別、年齡等產生的差異，也增加了團結的困難。
另一點需要強調的是，一些中國留學生訴諸國際地緣政治以及中美兩國矛盾來理解自身在美國的經歷存在著危險性。一方面，這導致他們可能片面或者膚淺地理解美國社會的種族議題。因情緒化而武斷認為美國人特別地對中國人抱有敵意，容易割裂與其他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遭遇的系統性不平等的關聯，這就更可能加劇日常生活中的誤解、敵意和仇視。另一方面，過度解讀一些美國人對于中國所謂的大國崛起的嫉妒心理，還容易導致在美中國人的自我審查和自我規訓。這影響到他們在周遭社區跟其他人的互動，很可能限制他們與不管是美國人還是其他國家的人的積極社交。
國家/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是不是必然沖突
在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的雙重軌道里不斷加強的作為“中國人”的認識使我的心情異常復雜。如果國家/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一段光譜的兩端的話，我在這段光譜上游走的經驗充分體現了生活在西方世界去感知“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尷尬處境。
我在一次交換實習時發現，即便在中國大陸有不同省市區、不同民族，也有核心和邊緣文化之分，但總體上從呱呱墜地起，基本上大家的國族認同是比較清晰且明確的。在意識到這種“與生俱來”的特權的同時，我也開始思考個體與國家和故鄉的關系：因為一直都生活在母國，缺乏去更多國家遭遇民族、國籍等不同他者的具體經驗，我很難將自己剝離出來去思考跟抽象的國家間的關系，但清晰的是，我熱愛故鄉、親人朋友、童年和青少年期那段閃閃發光的成長印記。
然而，這種與故鄉之間熟悉、具體且確定的強聯結，逐漸在常態化的流動和越來越“遠走高飛”的求學旅程中被割裂了。我的研究課題也同步反映了這樣的傾向，由國內流動到國際遷移、從臺灣地區的跨國新娘到澳大利亞的打工游。這也充分體現了Beck（2001）所提倡的超越研究方法上的國家主義（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
物理環境上頻繁的流動和變遷，同樣影響了個體心理精神層面的身份認同。在知道“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這個單詞前，我應該就自我定位成了一個“世界公民（cosmopolitan）”。世界主義是一個富有爭議的概念，對它的解讀存在著階層、文化、公民權和身份認同等視角的差異。盡管很多學者認為世界主義是一個跟發達國家及跨國精英階層緊密相連的概念，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嘗試論證對“世界公民”身份認同的想象和追求也有可能出現在欠發達國家及階層背景不具有優勢的群體中（Gorman&Seguin2018;Onar&Paker2012），“世界主義”是一種更普世的擁抱多元文化和與更廣泛的他者建立團結感的價值觀。
去年冬天準備第二個資格考的時候，我很喜歡BryanTurner（2002）關于“世界公民品德（cosmopolitanvirtue）”的觀點。Turner認為“世界公民品德”自帶一種矛盾性,意味著在一個多元復雜社會中，尊重、包容和接納更廣泛他人的能力要求跟自身文化保持距離。但現實生活往往比觀念信仰復雜得多。一個持“世界主義”態度的人未見得可以在日常生活實踐得非常好（Wang&Chen,2020），困難來自方方面面。于中國人來說，其中一個挑戰就跟我們的民族國家身份息息相關。比如我發現一些拉美朋友可以自信自如地講西班牙語或者驕傲地分享拉美文化，可一個學社會學的中國人如果在課堂會議等場合公開表達作為中國人的驕傲，或毫無顧忌地分享中國文化，很容易被解讀為盲目自大的民族主義者。換句話說，一些中國人在實踐“世界公民德行”時所處的關系是不對等的：“當你想開放擁抱別人時，別人未必愿意持同樣的態度擁抱你?！?/p>
這樣的覺察促使我重新思考國家/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的關系。成為世界公民究竟意味著與母國是一個怎么樣的關系？Turner（2002）認為“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世界主義”并不必然沖突。類似地，JulianGo(2013)在論述“法農的后殖民世界主義”（Fanon'spostcolonialcosmopolitanism）時，指出事實上“民族意識”有助于真正發展出一種全球公民意識。換句話說，他們同時認為，對母國文化和同胞的富有人性的愛，是發展出愛更廣泛的他人、實踐“世界公民美德”的基礎。也就是說，成為世界公民并不意味著變成一具空殼，或者切斷文化和身份認同上的根基。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跟很多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讓我看不到近期回國的希望。三年的時空轉換，一方面幾乎淡化了我與國內所有重要他人的聯結；另一方面，高強度的博士班訓練也導致我尚未能真正建立起在地的牢固可靠的社群、社區聯結。是基于這樣的現狀，我意識到自身的“離散（diaspora）”處境。正如洪美恩（IenAng）在《論不講中文：在亞洲和西方之間》（OnnotspeakingChinese:LivingbetweenAsiaandtheWest）的導論里說，離散身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是支持也可以是壓迫，既可以是解放也可以是禁錮。洪美恩還指出：“所有移民最終都必須與他們發現自己被重新安置的地方達成和解，并重新審視他們在這里的處境，無論是美國、荷蘭、澳大利亞，還是其他地方。對于移民到西方的亞洲人來說，這意味著他們要以某種方式接受少數族裔的地位，并就此采取行動?！?/p>
差異性團結是否可能
鮑曼認為“人類聯結的即時性”、“在場的即時性”才會產生“行動的即時性”。對我來說，在美國讀書這三年，實際“在場聯結”的即時性可能只發生在2019年秋季學期。新冠漫長的居家隔離讓很多跟我一樣的留學生根本喪失了“擁有附近”的機會。認識到康德意義上“普遍的人類團結”的困難，我開始主動關注起在一個異質性較強的社會，傷害、排他、區隔和矛盾是如何發生的。自2021年一月開始，這種對理解現代人類社會黑暗面的探索帶來了不少傷害，逐漸削弱了我參與公共生活的熱情。一位碩士畢業的拉美朋友在分別時也表達了同樣失望的心情，她說：“我也覺得美國是一個挺奇怪的社會，看起來那么多元，實際上大家還是都只跟自己的人玩兒?！?/p>
是在這樣的階段我接觸了文化社會學，并找到一絲慰藉。文化社會學以JeffreyAlexander（2006）的《公民領域》（TheCivilSphere）為代表帶來一些希望。Alexander指出，一旦人們嘗試有目標地建立“團結感（solidarity）”，在創造接納和包容的同時也會產生傷害和排他，兄弟情和排他性是攜手并進的。這幫助我在內心達成某種和解——首先要接受這樣的現實。盡管不完美，Alexander認為積極建立團結感和營造公民社會的努力為我們面對更大的不公平和非正義提供了最好的希望。那么現實中如何操作呢？
我首先想到的依然是Turner（2002）的“世界公民品德”。Turner提議要首先關注到人類共通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frailty）。他強調“世界主義”的價值取向蘊含了一系列美德，如關心其他文化，與自身的傳統保持距離（盡管有諷刺意味），對混合世界中文化的多元性和完整性的敏感，對跨文化批評持開放態度，等等。Beck（2001）在“世界主義作為全球風險下的想象共同體”（CosmopolitanismasImaginedCommunitiesofGlobalRisk）一文中的觀點也給了某種啟發。他強調當我們談全球化時代下的相互依賴和聯結的時候，并不意味著否認區隔和界限的存在。關鍵在于，全球風險,如核危機、生態危機、經濟危機，全球疾病大流行等，創造了“世界公民的迫切性（cosmopolitanimperative）”。這種面對人類共同危機的急迫感帶來了團結和行動的可能。
如果說Turner和Beck的觀點仍然過于抽象的話，鮑曼在《液態之愛：論人類聯結的脆弱性》（LiquidLove：Onthefrailtyofhumanbonds）中也許提供了一些從個人日常生活出發的具體建議。鮑曼認為，正是人類的孤獨包含了道德上相互聯結的希望，而不確定性恰恰是道德萌芽和繁榮的土壤。因此，他呼吁“愛鄰如愛己”。鮑曼參考教育家和人道主義者JanuszKorczak的視角，提出了“兒童的人性（children'shumanity）”（我理解的中文說法類似于“赤子之心”）的重要性。他相信，保持“兒童的人性”的力量終究還是掌握在人類自己手中。
鮑曼在《液態之愛》第四章的結尾處還提到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友誼的博愛（friendshipphilanthropia），認為這是實現一個理想人類共同體的起點。阿倫特強調，對他人的開放性是一個人性化社會的前提，而平等和真摯的對話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2020年夏天發生的郵件之爭中，美國同學和國際生之間顯然沒有建立起平等對話的關系，抽象的意識形態和觀念信仰上的對抗阻礙了相互理解具體個人的可能。與之相對的，當時在風暴中心的幾位國際生普遍感受到一種美國中心主義和本土學生對國際生的偏見，這些真實的相似感受開啟了難能可貴的“向他人開放”的契機，形成了她們國際生之間團結的基礎。
保羅·弗萊勒在《被壓迫者教育學》中也強調了這樣的平等對話中所蘊含的解放力量。正是受此激勵，碩士畢業后我選擇在流動人口集聚的廣州城中村開展了兩年的社區工作，通過寫作班、英語班和戲劇實踐并見證過平等對話的充權能量?，F在，盡管意識到自身離散處境的矛盾性，盡管有過失望，我愿意選擇繼續相信，正如鮑曼仍然寄予希望：
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你不能通過立法來規定完美，也不能把美德強加給世界、或說服這個世界遵守美德運行。你不可能讓這個世界對居住其中的每個人都善良體貼，并像你理想中希望的那樣滿足大家對尊嚴的向往。但你必須努力。你也真的會嘗試努力。（Bauman,2013：8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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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迫者教育學》，保羅·弗萊雷著，顧建新/趙友華/何曙榮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