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繼鐵礦、煤炭之外，澳大利亞第三大出口產業，國際留學生為該國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自2001年起，中國已連續19年成為澳洲國際生最大生源國。據澳大利亞教育部數據，2019年中國內地在澳留學人數達26.1萬人，占比27.3%，穩居第一，比位列第二的印度人數高出近一倍。該國一家國際教育研究機構的報告顯示，在澳大利亞院校學習的中國國際學生中，五成以上是女性。（視覺中國/圖）
馬嘉蘭第一次采訪浙江女生小粉（化名）時，小粉24歲。到墨爾本攻讀會計管理碩士學位前，小粉在家鄉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了兩年。出國是源于大學時的夢想，也是為了避免“安定下來”，如果現在不做這個決定，“我可能永遠也做不到”。
在墨爾本，成都女生若美（化名）和馬嘉蘭一起喝咖啡時，提到了身邊兩位截然不同的女性。一位是才華洋溢的姐姐，畢業于西南財經大學，曾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德勤找到一份工作，擔任審計員。28歲左右，她結婚生子，現在家庭生活圍繞著孩子——這不是若美想要的生活。另一位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姐姐，先去了香港讀書，后來在美國。她原本學工科，但發現自己的人文興趣，轉而學了哲學和政治。若美希望成為這樣的人。于是，她選擇到澳洲留學。
在2022年2月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DreamsofFlight:TheLivesofChineseWomenStudentsintheWest》(《遠飛之夢：中國女學生在西方的生活》)中，墨爾本大學文化研究院文化與傳播學副教授馬嘉蘭將視角對準了中國90后女留學生。
馬嘉蘭在書中探討了一項核心議題：中國90后獨生女自我發展的愿望，和她們在30歲前面臨的婚戀焦慮。馬嘉蘭敏銳地捕捉到潛藏于這一代人代際與性別符碼之間的矛盾：
受特殊政策的衍生影響，這批年輕的中國城市女性機緣巧合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紅利”。身為女孩，她們擁有優渥的教育資源，甚至被鼓勵出國留學，將自己塑造為獨立的、世界性的、追求事業的個體，和男性同儕在同一舞臺競爭；但另一方面她們仍身處中國社會的婚姻家庭倫理框架內，這讓她們在30歲之前，面臨婚姻和家庭的諸多壓力。
馬嘉蘭的英文名叫弗蘭·馬丁，作為一位70后澳洲女性，她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書房墻上，掛著一幅中國書法作品。
小學五年級時，馬嘉蘭所在的私立女子學校，要求學生必須學兩年中文，她從那時便和漢語結緣。17歲那年的一天，中文老師突然闖進教室，手里拿著一張紙，“有去北京和上海的獎學金，你們學中文的同學趕緊申請?！?/p>
1980年代末，她拿著澳洲政府的獎學金，搭乘中國改革開放的列車，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留學。
她在2012年進行了一項探索性研究，從2015年起，用了五年時間，全職投身于這項研究，在中國和澳洲兩國進行田野調查，去過上海、廣州、開封、成都、沈陽等地，除了女留學生本人，還采訪她們的父母和留學產業人士。2015年，她在上海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已經確定要到墨爾本讀書的女學生，很多人愿意參與研究，來加她的微信，“那一個月我的手機一直響”。
最終，50位女性成為這項研究的核心參與者。
這是一場長達五年的跟蹤調查，在這些女性離開中國前，馬嘉蘭進行了最初的采訪。到達墨爾本后定期見面，有時是一對一，在街邊的咖啡館，她給女生買上一份午餐，邊吃邊聊；有時是許多人一起在墨爾本鄉間的戶外野炊，草坪郁郁蔥蔥。她偶爾錄音，沒有錄音時，便回到家中寫下田野筆記。
五年間，馬嘉蘭每年都會回到中國，采訪已經畢業回國工作的學生。這50個人至今仍和她保持聯系，有的已經在墨爾本拿到了長期居留權，有的已經結婚，沒有一人消失。
她認為90后獨生子女一代具有一種很特別的性別價值觀。比如特別珍惜自己的獨立，把自我放在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位置——不是說自私，而是生活中，最要緊的人是自己?！拔铱梢孕㈨?，我也可以做好妻子母親，可是最重要的人還是我自己，對不起自己是最大的問題?！?/p>
馬嘉蘭希望見證她們從離開中國到畢業工作的這幾年，研究這些介于17-30歲、有機會來到國外的女性，如何面對自我和傳統的沖突，海外留學的經歷，又如何影響她們與家庭的協商……
寫作這本書，最初緣起于馬嘉蘭對留學生內心的好奇。
這些年，她在墨爾本大學接觸到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一門給本科一年級開的課上，她要求學生寫一篇小論文，分析他們居住的房間。這是文化研究的一種方法，“你周圍的東西意義是什么，怎么建構了你的身份?！?/p>
讀學生寫的東西，像是打開一扇小窗戶去看他們的世界，她常常感動。有的小房間里，裝潢了很多家人的照片，甚至將家書貼在墻上。年輕時到中國讀書的經歷，徹底改變了弗蘭的人生。她好奇這些只在教室打過照面、面目模糊的留學生，內心都經歷著什么。
另一方面，身為性別研究學者，她對這些女留學生的關注，建立在以往的研究上。她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到英國人類學者安妮·卡亞努斯的簡明總結：作為女兒，這一代中國女性被鼓勵去海外學習，而作為妻子和母親，她們被期望專注于家庭護理工作。
她在書里記下這樣一個故事：2015年夏天，弗蘭在上海與邱先生一家共進晚餐，討論他們的女兒到澳洲留學的事宜。邱先生和夫人都是在1980年代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女兒已經在馬來西亞讀了四年高中，即將在墨爾本攻讀工程本科學位。這對夫婦希望18歲的女兒更加獨立，在國外讀研究生，日后留在國外工作。但言談中，邱夫人也希望女兒遵循性別傳統，“一個人應該在完成學業，大概二十五六歲的時候結婚”。
這項研究的50位核心參與者的家庭大多屬于職業、企業家和管理階層，生活在東部沿海地區，或是中西部省會城市，只有四分之一來自較小的欠發達城市。雖然在廣義上都可劃入中產階級范疇，但50個家庭仍存在兩種分化：一類是依靠小規模家庭企業生活，參與實際制造和零售活動的父母；另一類是高級干部和擁有大量投資的富裕專業人士。
這些學生的70后母親扮演著重要角色。她們大多已確立女性獨立自主的想法，從小鼓勵女兒獨立，多讀幾年書，無需太早結婚。但也有個別母親天天打電話向女兒施壓，甚至說傷人的話。
馬嘉蘭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起女生王立（化名）。王立當時在讀研，考慮讀博或是移民，她來自小城市，弗蘭通過接觸了解，她的母親應當掌握一點點權力。王立很要強，有趣的一點是，她是會主動來找弗蘭聊天的參與者。
她從小習慣優秀，多數時候能按標準人生路線的步調走。但經常因為婚戀問題，和強勢的母親在越洋視頻中暴發激烈的沖突，隨后又陷入自責。她極富反思精神，大腦幾乎不停止運轉，不停想事，雖然王立在國內已有體面的工作，但弗蘭認為她的個性正好體現了這項研究探討的矛盾，甚至放大了它。
“一方面她很要強，很想靠自己有一份好的職業，媽媽也這樣鼓勵她?？墒撬^了25歲生日，很多事情都變了，媽媽天天跟她說要找男朋友、結婚，怎么變成人生贏家。她是一個很想成為人生贏家的人，我覺得所謂人生贏家本身包含了這個矛盾，就是女人要事業成功，也要‘按時’成立美滿家庭，那怎么可能，你讓我的25到27歲怎么過？”
作為女兒，被鼓勵自我發展；作為未來的妻子和母親，又被期待將家庭放在人生首位。這兩種似乎矛盾的想法都來自同樣的人——她們的父母長輩。
50位核心參與者中，一些人出國是為了躲避國內認為女性“該在30歲前結婚”的社會時鐘。也有人是為了避免“定下來”，一位來自四川成都的女生，代表了這種典型聲音，“我不想在那里度過我的一生……我要四處看看，看看這個世界?！?/p>
對于這些家庭來說，出國留學是一個很有魅力的選擇，符合體面標準的中產群體希望。
出國一度與塑造獨立自我綁定，代表了另一種理想人生的彼岸。馬嘉蘭認為，跨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需負一定責任，比如海外高校的招生宣傳片售賣這樣一種商品：開朗、陽光、自由，歡迎你的，喝咖啡的美麗城市?！斑@樣的地方不存在，我們的城市肯定不是短片里那樣?！瘪R嘉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這一年齡的女性有時想尋找這種可能。
離開中國前，許多參與者都在采訪中表達過，對在精英化的勞動市場中證明自己價值的期待。馬嘉蘭的研究細致記錄了她們如何被排除在本地勞工市場之外，甚至被動接受向下的社會流動。許多留學生在華人餐廳做服務生，時常陷入剝削克扣或非法勞動的灰色境地。
但就性別處境而言，在國外的空間距離，確實讓這些女性暫時避開了國內傳統的性別要求。
有參與者曾說，這其實是一種感覺?！澳阍趪鴥乳_門出去，會感覺鄰居是不是馬上要問你有沒有男朋友，有一種莫名其妙、無所不在的壓力。你在國外感覺不到這種日?；膲毫?，雖然手機可能會響，媽媽會催你?！瘪R嘉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許多參與者將出國視為推遲30歲前結婚的規范性別腳本的手段。在馬嘉蘭看來，這種因流動性帶來的時空差距，給女性個體發展提供了一個隔離帶——創造一段非凡的時間。
她認為移動性有兩重意義?！澳銖倪@去那，你的性別價值觀會有所改變，或是有所影響，有反思空間?！倍鴮τ谂詠碚f，遠離家鄉往往會提供一個探索空間。
“對女性來說，無論爸媽多么支持你，多么愛你，你還是他們的女兒，而作為女兒和作為兒子是不同的，就算你爸媽再好，家鄉還有其他親緣社會關系，還是會擔心女性的安全，沒那么自由，所以移動性對女性特別有意義，你遠離他們，可能才有更新的機會，而男性可能在家鄉就有這樣的機會?！?/p>
“晚幾年聽起來沒有什么影響，其實有。比如說在這幾年之內，你的職業可以多發展一點，達到更高的收入。不要你生孩子的時候，剛好27-29歲，是你工作上比較有機會的時段?！?/p>
一位參與者來自較普通的家庭，她有個哥哥，已經成家，有體面的工作。剛到澳洲時，她原本有些自卑，覺得自己不夠優秀?？墒窃诎闹拮×艘粌赡暌院?，她覺得普通也沒什么不好。賺錢就是為了旅游，不想結婚，不想生子，她想學音樂，想去墨西哥——她比較接近一般的澳洲女孩，壓力沒有那么大。
她曾對馬嘉蘭說，來澳洲以后，好像將來一切都很不清楚，突然你的前途是看不到的，好像有一片大霧下來了，而這意味著可能性?！氨热绨崖殬I放在你生活的中心，比如去旅游，或者是不結婚，就完全不做。她覺得在國內，前途形狀是可以看到的，反正這時候大概要結婚，大概要怎樣，可是在國外突然什么都看不見，很難說明天、后天、大后天會有什么，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晚幾年，可能會是很大的轉折?！瘪R嘉蘭解釋。
在馬嘉蘭2015年年中開始田野調查的四年后，35名已經獲得澳大利亞學位的核心參與者，分散在澳大利亞、中國和其他地方——16人留在了澳大利亞，其中7人擁有永久居留權；其他大多數人持臨時研究生簽證；18名參與者返回中國，其中16人找到了全職專業工作。
一些女性出發前是為了逃避某些性別歧視?！翱墒侨庾x，畢業回來發現還是不行，因為已經27歲的女生更吃虧……有澳洲文憑沒錯，不過你又老了三年，不只是性別歧視，還有年齡歧視?！庇幸晃粎⑴c者，原本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有較高層的工作，可是來澳洲讀研之后，卻因為年齡問題，不得不從低層工作重新做起。
科廷科技大學畢業典禮上的中國留學生。（視覺中國/圖）
這項研究開始前，馬嘉蘭好奇一個問題：出國留學的經歷會如何影響這些女性與傳統結構的關系。書中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展現了學術資本和流動資本，如何成為與父權談判、改變游戲規則的資源。
佳穎（化名）來自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父親是當地一位官員?！岸⒄摺背雠_后，為了有一個兒子，父親迫使年過四十的母親生二孩，母親不情愿。與此同時，母親也在給女兒施壓，希望她盡快追上自己朋友女兒結婚的步伐。佳穎有一個同在澳洲留學的男友，母親不滿意，因為后者經濟實力不佳。
此后，佳穎的生活遭遇巨大變故：父母離婚，父親有了新的伴侶，是一位年輕很多的返鄉農民工，他們認識不久，已經計劃結婚做試管嬰兒。在激烈的爭吵中，父親罵佳穎不孝，妨礙自己幸福。這對佳穎是莫大的羞辱，也意味著經濟威脅，她甚至擔心父親不支付最后一年的研究生學費。
“我們在漫長的午餐后分手時，佳穎帶著鋼鐵般的決心告訴我，她將在中國新年回家解決所有的事情?！瘪R嘉蘭寫道。四個月后，佳穎通過微信告訴她一件驚人的事：她在一年前曾秘密生下一個兒子，當時意外懷孕，母親說不可能要。她躺在手術臺上等醫生時改變了主意，和男友結婚，向父母隱瞞了一切。那年春節，當她帶著兒子下飛機時，一見到這個嬰兒，父母就激動不已。
父親支付了學費，佳穎學習兒童早期教育，屬于“戰略技能清單”上的領域，這使她能順利過渡到技術移民簽證。她不僅有更高的賺錢能力，丈夫沒有固定工作，還需要她才能獲得配偶簽證，在家中，丈夫成為兒子的主要照顧者。
“佳穎的故事是對父權規范和性別角色更徹底的顛覆，原生家庭舊有的性別和代際邏輯被新的力量打破了，這種新力量來自于佳穎在海外的位置、高學歷、發展獨立的收入能力，以及獲得海外居留權資格。雖然她最初是依靠父親的經濟支持來達到這一地位，但一旦她獲得了這一切，就不再受父親和家庭對她的控制了?！?/p>
馬嘉蘭甚至認為，年輕女性即便不出國，離開小地方，去大城市發展仍意味著更多機會?！拔蚁嘈排匀ゴ蟪鞘芯妥x或者工作，都會變得更強、更獨立，就算你當一個小白領，哪怕去找一個工廠工作，也不簡單。這種移動性對女性來說，有一種價值，你遠離比較不自由的家里，就可能有新的機會。這條路不好走，其實很苦，可是有的人是可以走的。我希望不只是中產女生這樣做?！?/p>
馬嘉蘭計劃繼續跟蹤這些女留學生，以此了解她們未來的發展和選擇。全球性新冠疫情暴發后，留學入學人數銳減，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系統受到巨大打擊，也給未來打上了問號。
馬嘉蘭居住的墨爾本，外出活動被限制在半徑5公里內，大學教學幾乎完全轉移到線上?！皬奈覀兺磺昂筒淮_定的現在回頭看，這個項目看起來像一種時間膠囊:一扇回到不太遙遠的繁榮時代的窗戶，那時物理流動性的邏輯不僅是高等教育的常識基礎，而且幾乎是現代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塑造了我們。這場病毒式危機讓我們想起這個世界的不穩定性?！彼谛蜓灾袑懙?。
南方周末記者付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