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小婷
7月12日，國家發改委發布《“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具體涉及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落戶限制、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I型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鼓勵取消年度落戶名額限制等內容。
顯然，戶籍改革的腳步在加快。自2014年提出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2019年提出“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到2021年明確“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再到今年的《方案》，將地位特殊的特大超大城市也納入戶籍制度改革的范圍，體現了穩步放寬落戶的趨勢。
常年來，“戶口”都是輿論場的熱門話題，因為它不僅僅是“屬地管理”實踐，更附著了醫療、教育等與人們切身利益相關的公共資源。因而長期以來，在戶籍改革由理想照進現實的過程中，也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牽絆，高昂成本便是不少城市最大的顧慮。
有學者算了筆賬，接收“新市民”意味著，不僅給予其市民身份，更是承擔落戶后隨遷子女教育經費投入、醫療保障補貼、養老保險補貼、保障性住房支出、社會救濟補助、城市管理費用（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等部分。城市財政能否負擔這部分成本，成為城市管理者對待外來人口的重要考量因素。
然而，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本是一道數學題么？顯然，按人頭估算城市公共服務成本，是仍然以線性思維處理復雜問題，有可能高估了新市民涌入的邊際成本。以上海為例，戶籍常住人口1457.44萬人，外來常住人口1031.99萬人，這種“人戶分離”現象在全國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城市的醫療、交通、保障性住房等經費投入顯然已經相當程度適應了常住人口規模。
同時，管理的思維也在轉變?！按蟪鞘胁 钡膯栴}更多需要在城市智慧化、精細化治理上下功夫。近年來，伴隨“復雜性科學”從物理、數學、生物等科學領域向經濟、社會、管理等社會科學領域滲透，人們發現哪怕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依然能夠找到方法進行系統性處理。社會學著作《規?！芬粫淖髡咧赋觥耙蛔鶕碛?000萬人口的城市與兩個各自擁有500萬人口的城市相比，需要的基礎設施數量要少15%，這便帶來了材料和能源的巨大節約?！币幠２灰欢◣頍o序，反倒可能提升效率。近年來各地在探索建設的“數字城市”“智慧城市”，也是這一管理方式的體現。
在此背景下，取消戶籍制度體現了一種城市成本思維的轉變，不再簡單地把人口帶來的相應公共服務開支作為成本，而是能夠將人才視為“資本”，認識到人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最活躍、最能動的因素，而放棄人才帶來的“收益”，才是城市真正付出的高昂代價。
圖源：新京報資料圖
當然這一思維的轉變，不僅僅是一個關于城市管理的技術性問題，或者關于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日益增加的現實性問題，更關鍵的是，它關乎長期以來改革所涉及的本質問題，是要能通過改革真正帶來人力資本在市場經濟中的高效配置，是訴諸對人的判斷力、進取心和能動性的認同，和對身份平等、發展機會均等、公共服務均等的共識，這也是堅持戶籍制度改革這一經濟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核心。
只有在這一思維之下，各城市才能真心實意地接納“新市民”，而非將戶口作為吸引人才的籌碼，也才能讓“新市民”真正助力城市發展，帶來活力、創造力、消費力的提升，實現城市與人才的共建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