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改革又邁出重要一步。
7月12日，國家發改委發布《“十四五”新型城鎮化實施方案》，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具體涉及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落戶限制、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I型大城市落戶條件、完善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鼓勵取消年度落戶名額限制等內容。消息一出，“戶口”和“落戶”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深化戶籍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近些年國家一直都在致力于放寬落戶政策。那么此次與過去有哪些不同？又將讓誰受益？本文將嘗試做出解答。
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國家推動戶籍改革的歷史進程。
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要“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
2019年3月，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到“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
2021年4月，國家發改委印發《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明確“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
結合開篇提到的《方案》中關于戶籍改革的具體要求，不難發現，從建制鎮、小城市，到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再到500萬以上常住人口的超大特大城市，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與放寬落戶限制一直在穩步推進，并已經近乎覆蓋全國所有城市和地區，落戶門檻的一降再降，哪怕是地位特殊的“個別超大城市”，政策口徑也調整為“鼓勵取消年度落戶名額限制”，充分反映出高層對于戶籍改革的高度重視。
可以說，在政策的持續推動下，未來放寬落戶將是常態，限制落戶反而是例外。
為什么要不遺余力地放寬落戶呢？
我們知道，近年來受國內外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日漸增大。為了能夠充分激發經濟活力，迫切需要進一步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而在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層面，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阻礙因素正是體現在戶籍制度上：
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各種資源與要素應當根據供求變動與利潤趨向實現優化配置，而人口的自由流動則是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然而，戶籍的存在依舊阻礙著人口的正常遷移，大量處于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難以轉出，地區之間還因此而常常存在勞動力的錯配，有些地區勞動力不足，有些地區勞動力過剩。
另一方面，公民身份地位的平等與發展機會均等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可二元戶籍制度的存在與此相?！柚?，戶籍差別的本質，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異。盡管在新時期，我國正在努力進行教育、醫療衛生、住房與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有些依附在戶口上的福利與特權正在廢除或淡化，但是因戶口導致的身份、權利、機會不平等等現象依然存在。
因此，戶籍制度改革便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以戶籍制度改革撬動人口和城市的“雙向奔赴”，既可以讓經濟社會的發展為人口流動提供更多選擇，又可以讓人口流動為經濟社會的繁榮發展提供更強支撐，對于克服市場分割、促進公平正義，繼而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來說都具有深遠意義。
另外，對于很多城市來說，在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下，適齡勞動力已成為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的珍貴資源，尤其是那些知識型與創新型人才，更是城市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和動力。為了能夠順利地補充新鮮血液，城市逐步取消戶籍限制將是必由之路——對于外來人口來說，沒有戶口始終都會缺乏歸屬感，而城市也會因此而難以長久地留住人才。降低了落戶門檻，就等于是向人才拋出了橄欖枝；留住了人才，就等于是為城市留住了生產力、消費力和生命力。
正因如此，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從未停止。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方案》中最大的亮點，當屬“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鼓勵取消超大城市落戶名額限制”“精簡積分項目”等字樣，相關詞條在當日政策發布后，更是頻頻登上各大平臺的熱搜榜。
在我看來，這些新提法背后，最大的受益者莫過于那些在大城市拼搏奮斗多年并安家立業，卻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落戶的人群。
記得在若干年前，社交賬戶實名認證為“北京某公司CEO”的博主在微博上公開發文抱怨，聲稱自己在北京工作4年，僅個稅就交了400萬，加上企業各種稅，沒有一億也有八千萬，但因為沒有戶口，孩子在北京上學異常困難。沒過多久，這條消息就在朋友圈里瘋狂刷屏，很多人感慨道，職場上再怎么強勢的父母，面對戶口和教育問題也可能成為弱勢群體。
企業家尚且如此，普通人自然也不例外。
事實上，有很多心懷理想、抱負和追求的人常年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們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奉獻在這里，為大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屬于自己的那份貢獻，并且想讓自己的子女也在大城市中更好地成長。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們一直沒能在大城市里落戶。
誠然，現在已經有了積分落戶的政策，可是當前大城市的現行積分方法較為復雜，落戶資質往往和工作年限、繳稅年限、購房位置、學歷層次、相關獎勵等各種條件相掛鉤，這些條條框框的限制，對于絕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并不算友好，但對于部分行業精英或者少數擁有某些特定資源的人群來說，境況可能完全不一樣，他們明顯要比普通人更容易獲得更多的積分而優先實現落戶，普通人群依然是望塵莫及。
不過隨著此次《方案》的落地，這樣的局面有望迎來改善。按照《方案》要求，“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這就相當于是給普通人群提供了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和更多的落戶機會——畢竟，大城市想要實現長久發展，不僅需要“高精尖”人才的貢獻，還離不開其他行業崗位的普通人群。
這就像金字塔一樣，切莫只看到塔尖的光芒耀眼，而忽略了塔基的默默無聞，如果沒有塔基部分的基礎夯實，有怎會有塔尖的風光無限？
此外，就戶籍改革本身而言，同樣受益的還有在城市務工的“新市民”，其中的代表就是農民工群體。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里就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這也是“新市民”的雛形。經過多年的發展進步，如今農民工群體雖然已經屬于常住城市人口，但他們中很多人仍是農村戶籍，使其很難享受到城市的一系列公共服務，如就業創業、租房買房、孩子上學、老人養老等等，自然就難以真正轉變自己的身份，由此也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一步轉移、城鄉一體化的實現，以及農民工生活狀況的根本性改善。
這次《方案》提出的“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I型大城市落戶條件”等要求，對于以農民工為核心的“新市民”群體來說顯然是巨大的利好，如果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可以借著政策的東風而解決戶籍問題，那么他們的命運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不僅收入和生活境況將得到大幅度改善，各項城市福利也都有機會享受得到。
隨著政策的落實和推進，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農民工”的概念將徹底成為歷史。
話說回來，推動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降低各個城市的落戶門檻，這些固然令人振奮，但可能并非一勞永逸之舉，只因戶口并不是是城市吸引人們來此生活發展的唯一籌碼。
近幾年，我國各城市間的“搶人大戰”如火如荼，許多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都拿出極為優惠的政策來吸引人才入駐，這當中就包括“零門檻落戶”。然而，“搶人”雖簡單，“留人”卻不易，縱然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有百般利好，可仍有不少年輕人選擇向一線城市“回流”。原因在于，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沒有才華用武之地與足夠的成長空間，而絕非一處安身立命的居所。這便在客觀上要求各城市的產業發展步伐必須跟上。
不僅如此，城市福利的差別也不容忽視。
當前，我國城市福利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戶籍福利，包括就業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一系列帶有一定競爭性的公共品，這些福利的獲取是基于戶籍本身，即需要居民通過獲得本地戶口才能夠享有；二是非戶籍福利，包括城市基礎設施、非正式的就業機會、秩序、信息、環境和文化氛圍等一系列非競爭性的公共品，這些福利只需要勞動者來到這座城市即可享有，不同城市居民之間非戶籍福利的區別，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所決定。
人口的遷移必然要遵循趨利避害的原則，即便是沒有了落戶門檻，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遷移，但多數人可能還是會傾向于選擇到能給自己帶來最大福利增量的城市，這取決于戶籍福利與非戶籍福利的加總，也就是城市的總福利。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常?？吹降膭∏閰s是，盡管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戶門檻相對更高，難以落戶的現實際遇，似乎讓戶籍福利對外來人口來說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但仍有很多人趨之若鶩；盡管小城早已全面放開外來人口落戶，但卻常常鮮有人問津。
寧愿當大城市的非戶籍居民，也不愿意當小城市的戶籍居民，現象的背后是我國人口遷移的無序性，這顯然不利于各地區勞動力失衡局面的扭轉與協調發展的推進。
正因上述種種，若想真正實現區域層面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讓各地都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除了戶籍之外，我們還應大力推動中小城市的發展，盡可能降低其與大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縮小不同城市之間居民的非戶籍福利差異。唯有如此，才能讓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里扎根，從而助力全國不同區域間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
戶籍改革，仍然只是開始，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們去完成。
【注：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作者為星圖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