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未來幾年,全國世界各地掀起了“搶人大戰”,很多中國城市發展為了“求賢引才”,紛紛使出“大招”,通過企業降低公司落戶門檻、開通購房綠色物流通道問題甚至真金白銀補貼等方式“搶人”。
事情正在起變化。
10月9日,杭州發布了一項新的定居政策,宣布以前大學生繳納一個月社保即可定居,研究生無需社保即可直接定居的政策已成為歷史。在此之前,深圳、廣州等城市也收緊了安置政策,一線城市的安置門檻也相繼提高。
很多城市的這種定居政策的調整是否意味著搶人大戰的結束?“停止搶劫”是什么意思?
多城提高落戶“門檻”
10月9日,杭州宣布將提高門檻。
當日,杭州市公安局進行公告稱,將杭州市科技大學專業畢業生落戶發展政策不斷調整為,自2021年10月15日(含)起,落戶中國政策通過調整為具有教育全日制普通企業高校管理本科畢業以上不同學歷者(本科45周歲以下,不含45周歲;碩士50周歲以下,不含50周歲),在杭州市區落實社會工作時間單位并由用人部門單位能夠正常需要繳納社保的可以直接市區;全日制普通高校對于博士研究生(55周歲以下,不含55周歲)學歷者,可享受“先落戶、后就業”政策。
這直接宣告了之前大學生繳納一個月社保就可以落戶的政策結束,研究生不用繳納社保就可以直接落戶。
與此同時,杭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發出通知,調整杭州市高等學位畢業生的生活補貼政策。2021年10月15日畢業后,博士生的生活補貼標準從5萬元調整到10萬元。
2019年5月,杭州市放寬落戶條件,全日制大學高等??疲ê呗殻┮陨瞎芾砣瞬?,在杭州教育工作并繳納一定社會責任保險的可直接落戶。就在2020年2月,杭州出臺的“人才培養生態37條”補充自己意見沒有明確,為不同程度等級相關人才市場提供一個特定的購房政策,包括對無房的應屆大學生通過發放租房補貼、提升學生高層次專業人才購房補貼制度標準、加大技術人才專項租賃房建設等內容。其中,提高我國高層次創新人才購房補貼標準。對認定的4類人才方面給予100萬元至800萬元的購房補貼。
杭州作為近兩年“搶民戰”的“潮流玩家”,十分重視人才安置和住房政策的調整。
作為一個房地產市場上行壓力較大的城市,杭州一直關注人才安置和住房政策的調整。在此之前,今年,深圳第一次提高了標準,比杭州更嚴厲。
5月25日,深圳對外界環境釋放收緊落戶的信號,學歷、年齡等標準進行調整后,深圳發展成為繼北京、上海的第三難入戶城市?;仡櫸覈钲诘穆鋺粽卟粩嗾{整教學內容主要在國際四大經濟方面:
1、將核準類學歷型人才的底線要求進行調整為全日制本科,技術型人才發展底線要求不斷調整為“中級職稱+全日制大?!?,技能型人才的底線要求企業調整為技師。不符合上述核準條件的其他管理人才,統一由市人力資本資源社會保障相關部門在專項能力指標計劃內通過學習積分控制方式可以擇優審批引進。
2,夫妻尋求庇護的基本要求從結婚兩年調整為居住五年,原則上只增加一次高層人員、高級職稱、高級技術人員和碩士以上人員,不受時間限制優先解決夫妻遷移問題;
3.老年人隨遷時,子女進入深戶的時間要求將由8年調整為15年,子女連續15年在深圳繳納社保的要求將提高。
4、對存在隱瞞、欺騙或提供一個虛假信息材料的入戶工作人員,將2年內不得再次申請入戶的政策發展要求學生提高至5年。
業內人士認為,深圳之所以大幅提高安置門檻,是因為人口發展過快,這與購房有很大關系。2020年7月15日,深圳被迫推出“715新政”,規定在深圳定居后需要三年社保才能購房,并在今年提高了定居門檻。
對于一線城市已經提高了門檻,也有人認為這與城市的規模定位密切相關。
近兩年,杭州成為新一輪城市競爭中的“明星城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長。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末杭州常住人口首次突破1000萬,達到1036萬,較2018年末凈增55.4萬。2020年杭州常住人口將比上年增加約157.6萬人,取代溫州成為浙江人口最多的城市。
不過人口的快速發展增長也帶來了“成長的煩惱”。如何進行持續吸引企業人才集聚,又不至引來“大城市病”,合理有效控制人口經濟總量已經成為杭州需要我們直面的問題。
2021年,杭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發表《杭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征求意見稿》,對未來人口規模預測等問題作了詳細說明。
在這個規劃中,杭州提出了未來十五年的人口上限:到2035年,常住人口1500萬左右,服務管理人口2000萬左右。
從這個經濟總量發展來看,留給我們杭州的人才“余額”,確實不多了。
事實上,深圳面臨的情況也非常相似。
根據深圳市統計局2021年5月17日發布的一份聲明,到202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將達到1756萬,在10年內增加713萬。每年平均有713,600人涌入深圳。到2020年,深圳大學將占人口的28.8%,是廣東省人口最多的大學。
同時,今年6月,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公布了《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征求意見稿),給出了到2035年常住人口1900萬左右、服務管理人口2300萬左右的“上限”。
大量資金流入的人口,曾經助推了多座一線城市的發展,也同時不斷加劇了其住房市場供需關系矛盾和公共管理服務社會矛盾。房價過高、房租上漲過快等會造成“擠出效應”,若因此擠走了一個優秀企業人才,久而久之,反而會產生影響我國城市的競爭力。